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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考古发现库车友谊路墓群

时间:2018-08-22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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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在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方,有很多沙漠,很多朋友对新疆还是比较向往的,最近几年新疆的旅游事业发展的非常不错,下面西游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新疆考古发现的库车友谊路墓群,一起和小编来看看吧。

  新疆考古发现库车友谊路墓群

  库车自古就是龟兹文化发祥地,在库车县友谊路地下街建设工程中发现的东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群,体量大、性质特殊,是新疆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新疆考古工作中的空白。这些古墓群,从墓葬的形制上看有竖穴墓和砖室墓两种,分别有竖穴墓葬2座,砖室墓7座,是在新疆首次发现的典型的汉式砖室墓。其中,砖室墓又分为单室券顶砖室墓、单室穹隆顶砖室墓、前后双室穹隆顶墓三种形式。单室穹隆顶砖室墓墓门上部有照墙(部分有砖雕),前后双室穹隆顶墓的前后室四隅起券处有灯台,墓葬形式为合葬。

  通过与在江苏、山东、陕西、河南、山西以及甘肃酒泉、嘉峪关、敦煌、青海大通县等地发现的墓葬资料对比,库车发现的砖室墓的形制、构造方式、砖的规格等,与甘肃敦煌佛爷庙湾、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等地发现的魏晋尤其是西晋时期的墓葬极其相似,可推定为魏晋十六国时期,即公元3世纪中后期至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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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考古发掘材料看,早在西晋或延续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汉文化对这一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古墓群发掘出土的二百余件珍贵文物,为新疆考古文化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标尺。从墓葬形制来看,属于中原地区的,但建构方式则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这批墓葬在库车发现,是西汉中央政府建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的直接物证,从考古学资料上证实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重要影响。认真做好墓葬群的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揭示东晋十六国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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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罗布荒漠孔雀河下游南约60公里处的小河墓地(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远看是一座十分壮观的椭圆形沙丘,高出地表775米,东西长74米,南北宽35米。沙丘表面密密丛丛矗立着各种木柱140根。在墓地中部和西端各有一排整齐的木栅墙,西木栅墙所处位置可能是墓地的西边缘,中木栅墙横跨沙丘顶端,可能是墓地不同墓区的界域。已发掘的167座墓葬中,葬具主要是木棺,少量为泥壳木棺,在墓地北端还发现一座规模较大的木房式墓葬。木棺大致有两种,主要是由弧形棺板拼合形成的无底舟形木棺;另一种棺板较直,木棺近长方形,数量不多。两种棺具,或反映时代上的早晚,或暗示墓主人身份或文化上的差异。木棺上都覆盖着牛皮,牛皮是在新鲜时盖上的,所以它紧箍着木棺。每棺葬一人,头基本朝着东方。死者身上都裹着宽大的毛织斗篷,头戴毡帽,腰围窄带或似短裙的毛织腰衣,足蹬短靴,都随葬一件几何花纹的草编篓。

  在小河墓地保存着原始状态的墓葬棺前都竖有立木。立木的造型因死者性别而不同:男性棺前立木似桨,桨面涂黑、桨柄涂红;女性棺前立木为上粗下细的多棱形柱体,上部涂红,缠一段毛绳,绳下固定草束。两种立木的象征意义为:柱体象征男根;“桨”象征女阴。小河居民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殖的崇拜。不仅如此,女性棺中还放置缠有红毛线的木祖,中掏空。男性棺前与桨并列插有木箭,有的墓中还见精雕成蛇形的木杆。女阴立木和男根立木同木棺在埋葬时都被一起掩埋,在棺的前端再立一根高大的、通体涂红的粗木柱,它露出当时的地表,成为醒目的墓葬标志物。粗木柱的下部插立芦苇麻黄、骆驼刺等干旱区植被摆放羊骨、牛粪,它的上部可能悬挂着涂红的牛头。在墓地采集到三件高达3米左右的木雕人像,有可能是公共祭祀活动中的道具;还有的雕像长度仅10厘米左右,只雕出人面,凸显高鼻。这些雕像,无论从文物价值还是从艺术角度看,都是难得的珍品。小河墓地还出土了极为罕见的“木质尸体”—具系用干厂的头颅残肢和木质的躯干结合而成的尸体,死者仰身直肢,面部涂划有红色的线条,身体上普遍涂有乳白色浆状物。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小河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从埋葬方式、随身衣物看,小河墓地与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应属同一文化类型。

  2008年初,在克甲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以北约70公里的沙漠腹地新发现一处外观、墓葬形制及文化内涵均与小河墓地相似的墓地,是研究小河文化源流的重要资料。在吐鲁番盆地,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村西北的戈壁地带,有一座比阿斯塔那墓群年代更早的地下博物馆,它就是洋海墓地。已经发掘的近600座墓葬证明,这是一处公元前1000年前到唐代前后的大型墓地。其中的1、2号墓地中葬入竖穴土坑带二层台墓室的是一批生活在青铜时代的人们。从墓葬的随葬品看,他们使用铜斧、铜刀、刻有动物纹的木桶以及绘有各种图案的彩色陶器,饲养牛和山羊,种植小麦、青稞和黍(黄米)。洋海人过着既饲养牛羊,又用弓箭和飞镖狩猎,还种田、制陶、纺线织布、加工皮革的生活。出土的3件用胡杨木刻挖而成的古老乐器——箜篌,说明这里的人们还能歌善舞。干燥的气候使得部分“木乃伊”仍保存完好,其中一位男性,头戴羊皮帽,额头系彩色毛条带,左右耳戴耳坏,颈部戴绿松石项链,内穿翻领彩色毛布衣,脚穿皮靴,靴帮上捆绑毛条带,并系由铜管和铜铃组成的“颈铃”,该男子左手持木柄青铜斧,右手握缠有铜片的短木棍,手臂旁是个木钵,它的身份被推测为是早期萨满教巫师,是研究原始宗教信仰的形象标本。在阿尔金山脚下,车尔臣河流域的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是一处与古代且末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型公共墓地。在这里发掘的一批汉代前后的墓葬中普遍发现了牲畜骨骼,说明了当时畜牧业的发达程度。从种类看,他们饲养的家畜以羊为主,还有牛和马。古代文献中称且末:土地无雨决水种田,这从墓葬中出土的小麦、粟以及马鞍形石磨盘、木耜、木镰刀等农作物和农业工具得到了印证。扎洪鲁克人使用饰黑色陶衣的陶器,流行刻有狼、羊、鹿、骆驼等动物纹饰的木器。死者头戴圆顶或尖顶毛布帽,身穿图案华丽的毛布长袍或套头裙衣,脚穿毡靴或皮靴,表现出当时比较发达的毛纺织和皮革加工技扎洪鲁克墓葬中也出土了两件用当地胡杨和柽柳制作的古老乐器—一木质箜篌,是新疆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地产箜篌,亦是扎洪鲁克人能歌善舞的表现。且末气候干燥,一些干尸虽已时隔近3000年仍保存完好,有的面部用黄色颜料绘出的纹饰仍清晰可见。如具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头戴蓝色羊毛帽,身裹红色毛布,双眼各盖一块小片石,鼻孔塞毛线绳,身旁放着一个牛角杯和羊皮质喂奶器。婴儿的神态宛若刚刚入睡,仰身屈肢,躺在一块白毡上。这具婴厂随新疆文物在日本和德国展出时曾引起轰动。这批资料对于研究古且末国历史及早期东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天山以北伊犁河上游的喀什河两岸,古墓葬的分布十分密集。200l年以来,在尼勒强克县吉林台谷发掘古墓葬近800座,其中一批早到公元前100前500年的墓葬,是史认识伊犁河流域早期历史的新价料。这批墓葬的随弹品一般都很少,主要是少量日常生活用品如陶罐、陶壶、陶杯和陶盆等,其中有一些绘有几何形图案的彩陶,还见小件铁刀铜刀、铜镜、骨箭头以及羊和牛骨。在有的墓地两端还发现了保存完整的祭祀坛,其结构是用大小卵石在地表整齐地摆铺56圈圆形石圈,中间填以块石和片石的圆形石堆,可能是人们祭天祀地或祭祀祖先的设施。总体上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相对定居的畜牧生活。这批墓葬应是早到公元前七八世纪,晚到西汉时期的游牧人群的遗迹。在部分墓葬下发现了遗址,文化层厚达1.5米,从出土陶片的器形和纹饰分析,应是与在南西伯利亚和2。98哈萨克斯坦等地广为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的遗存,其时代明显早于墓葬。祭坛和遗址的发现是伊犁河流域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

  在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下游发掘了近300座墓葬,其外观似土墩和石堆,有的封堆直径在3055米之间。最大的一座地面封堆直径达6米,高645米,封堆下压有两个相套的巨型石环,中间为长方形竖穴单室墓,墓口四周铺有石片,上盖两层木梁,墓底也铺有卵石片,修筑考究。这批大型墓葬,可惜在早年均被盗掘-空,仅就其封土规模之大,也足以显示其墓主身份之高,绝非平民百姓所为。所幸的是大多数小型墓葬均未被盗扰,墓中的人骨架大多保存完整,随葬羊骨,有的还见整匹的马随葬。死者身旁常见尚存烟熏痕迹的陶罐、陶痖和陶钵,以及小件的金、银、铜、铁、骨、石器等。这批墓葬的延续时间很长,早期墓葬的文化特征与尼勒克县的吉林台墓地属于同一文化,结合中外史籍记载,该墓葬可能都是曾经游牧生息于伊犁河流域的塞人、乌孙遗迹。二、汉一唐考古的新发现处在罗布荒漠之中的楼兰古城,早在20世纪初就被外国探险家发现,却是中国考古学家考察的空白。自1979年起新疆考古学者先后多次深入罗布泊地区,对楼兰古城海头古城等进行了调查或发掘;在孔雀河下游发掘了古墓沟墓地和铁板河“楼兰美女”墓葬;在楼兰城郊发掘∫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既有本地生产的各种木器、陶器、棉布、毛毡、毛毯、弓箭等,也有明显是来自中原地区的锦、绢、刺绣、铜镜、漆器、五铢钱,以及汉文木简、纸质文书、怯卢文木简等珍赀文物,还见具有中亚、西亚风格的玻璃制品和织造工艺精美的毛织品,从而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家楼兰考古的序幕。近年来在楼兰古城以北新发现的彩绘木棺墓和洞室壁画墓,是楼兰百年考古以来的重大发现。

  1988年在楼兰古城东北约20余公里的“方城”(斯坦因编号LE)西北约5公里的台地上,从一座竖穴土坑墓中出土了一口彩绘木棺棺体的f面绘束带连壁纹和花卉纹、菱62形格内填云纹和花草纹,棺的前后挡板上绘有表示日月的金鸟和蟾蜍,发现时彩绘色泽鲜艳如新。棺内葬一中年男性,身着白色棉布面绢里袍,棉布单裤,头下为锁绣蔓草纹枕棺底铺一块狮纹栽绒毛毯,随葬有木胎漆杯和漆盘各一件。从彩棺的形制、图案及随葬文物的特征看,其年代应在公元34世纪。2003年初,一则关于“楼兰王陵”被盗的报道,促使考古工作者迅即赶赴实地考察,就在距前述彩棺墓不远的一处雅丹高地上,我们清理了被称为“楼兰王陵”的壁画墓。璧画墓所处的雅丹中部矗立着一座残高约2米的塔形土坯烽燧,南侧即为壁画墓。墓室系10米长的墓道底端生土断面掏挖而成,分为前后室,前室大后室小,皆为平顶。前室中部立一直径50厘米、下有方形基座的圆柱,犹如佛教石窟里的中心柱。前后室四壁丹青斑驳,满绘壁画。在前室墓门右侧,绘一着通肩袈裟盘腿而坐的人物,对面一人呈跪姿,合掌,表现的大概是供养人礼佛的场景。门左侧绘一独角兽,形象极富动感。西壁绘一白一红两驼相搏场面,两驼相互撕咬着对方的后腿,另有两人手持长棍试图挑开驼嘴。北壁绘一前足腾空后足蹬地的马匹,前后各站一人,但已模糊。东壁绘六身人物形象,人物横向排列男三女,手中或持钵,或持高脚杯。人物的面部大多漫漶不清,仅见中部一男子蓄八字连鬓长须。画面中男性均着圆领窄袖套头衫,腰系革带。女性上身着偏襟小袖內衣,外罩喇叭口半袖衫,下着褶裙。这些服饰在营盘及尼雅墓葬、龟兹石窟壁画中也见实物或形象资料,具有鲜明的西域特色。人物形象在绘画技法上采用平涂和线描的方法,运笔娴熟。中心圆柱及后室四壁均绘满圆形似莲花的图案。清理出的箱式棺板中有两块彩绘棺盖板,大一小,小的为儿童棺,彩棺图案均为穿壁、流云纹样。从棺板的数量看,墓中至少葬5至6人。墓室中清理出的遗物大多是衣物残片,经拼对,有与壁画中的半袖衫类似的童装半袖袍,还有一件彩绘佛像花卉缨络的绢衫、下摆缀有贴金装饰的绢袍、刺绣手套、棉布袜以及双面栽绒的彩色毛毯、几何纹织锦、花纹若隐若现的绮,也见制作精细的木杯、彩绘箭杆、皮囊、马鞍冥器以及象牙篦、木梳等。墓主人当年生活的奢华,从这些劫后余存的文物中亦能窥见一斑。这座墓葬的形制与高昌地区晋一十六国时期的斜坡墓道洞室墓相近,结合随葬文物的特征,推测该墓葬是3-4世纪时IE城内外一个贵族家族的合葬墓。在此附近还发现10余座同类形制的洞室墓。彩棺墓与带墓道洞室墓的发现,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中原文化对楼兰地区的影响在丧葬习俗方面的具体表现。营盘遗址位于楼兰古城西约200公里的孔雀河北岸,它是由城址、烽燧、寺院、农渠田畴、公共墓地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型聚落遗址。城基本呈圆形,直径180米。城西有一残高达9米的烽燧,与库鲁克塔格山前迕绵相继的10余座烽燧东西连成一线,指示着楼兰道的方向。营盘城东北有一寺院,为土坯垒砌的长方形塔院,塔院中部矗立着一座醒目的佛塔。城西北发现大片农田和灌溉渠遗址,城边出土了一件布满锈迹的铁犁铧。说明当年的营盘重镇除了传递信息、保障行旅,还在这块绿洲上发展着经济和文化,为楼兰道的畅通提供着有力的保障。

  199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营盘墓地发掘了120座墓葬。这批墓葬,地表均插有胡杨木桩。墓穴有长方竖穴和长方偏室两种,竖穴墓中都放置有木质的棺具,而偏室墓中的死者则以毡毯裹身直接入葬。木质棺具有胡杨树干凿空中部形成的槽形棺,也有四足的箱式棺,还有比箱式棺简单的木框式棺。槽形棺,在罗布泊自古沿袭,营盘人在使用时多将4其扣在尸休上,中主人多是皆通的平民箱式神的规格较高:格外多命彩绘,常见在前、后挡板上绘金鸟象征日,绘蟾蜍象征月,盖板、侧板上绘伏卧的神兽、穿联的玉璧以历史史礼及缭绕的流云。这类彩棺形制、图案带有深深的中原文化的印记,享用它的逝者,应是地位较高的人群。营盘墓地的死者大多是单人葬,个别为两人或三人合葬。死者无论男女,都用丝棉或棉布、毛布缠裹头部,最外层额部的位置,通常再绷有一条大红色的绸带,上或缀压花的金、银饰件或垂吊珠串之类的小饰品。体质人类学家在对营盘墓地的38具人颅进行观察和测量后发现:营盘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属于欧洲人种,同时也有一些蒙古人种因素混入;近三分之一的头骨为环状变形颅,据此推测营盘人可能有自小用绷带缠额的习惯,因此引起颅骨畸形生长。墓葬中的随葬品、死者随身的衣装服饰,大致勾勒出营盘人生活状态的基本轮廓。摆放在死者头前的木几或木盘,上面盛放羊头和大块羊排,一旁还配置有木质的罐、钵、杯等。当时的饮食器皿大多为木器,也有少量陶器,还有来自萨珊王朝的玻璃杯,中原的釉陶碗漆耳杯。部分木器在造型上模仿了西方的金银器、玻璃器,异曲同工,十分别致。男性死者常常佩殉弯弓、长箭,女性则将化妆用的奁盒、铜铙以及纺轮、剪刀等女红用具置放身边。奁盒上大多髹漆,其上的花卉纹样与当地的毛绣图案如出一辙。营盘墓地的不少织物、服饰出土时鲜艳如新。出土织物的种类繁多,其中丝绸几乎囊括了汉晋时期内地丝绸的所有品种。同时还发现了被认为是西域地产品的织锦。这种织锦图案从通幅连绵的云气动物到二方连续的人物树木、楼阙既体现着汉文化艺术的影响,又带有浓郁的异域情调。毛织物是当地传统的服装面料,除了当时社会普遍需求的平纹斜纹的粗毛布外,精纺的花也大量涌现,因其可与织锦媲美,又被誉为“毛锦”。服饰上,营盘人追时尚求新样既吸纳东西方服饰的特色,又融入了本地人的喜好,裁剪缝纫出长袍短襦、筒裙、间色裙、灯笼裤等五花八门的服饰。人体佩饰有不少也来自中亚、西亚,如镶嵌晶莹的玻璃珠片的各种金、银耳坠,酷似黄金的输铜戒指、手镯等等。在营盘墓地,最令人瞩目的要属编号为15号的墓葬,它埋在远离其他墓葬而距佛寺最近的一处沙梁上。

  1997年春15号墓葬开棺面世,即成为轰动全国的重大发现,荣列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5号墓葬的墓主人为男性,死亡年龄约30岁左右,正值壮年,身材相当高大,约1.9米。墓主人葬在彩绘木棺中,棺上覆盖彩色狮纹栽绒毯。墓主人面部罩人面形麻质面具,面具眉眼生动,表情温和、安详,不知是否是墓主人真实肖像的模拟。墓主人衣着华丽、罕见,上身穿红地对人兽树纹屬袍,面料是来自中亚、西亚一带的精纺的高档毛织物,墓主人贴身穿着素绢套头长袍领口、胸前贴有光色相衬的贴金花边,下身穿绛紫色花卉纹毛绣长裤,足蹬专为死者特制的绢面贴金毡袜。墓主人腰间系绢带,上拄几何纹绮的贴金香囊及帛鱼,胸前及左腕处各放一件绢质冥衣,外形小巧,左臂肘鄙系一蓝绢刺绣护膊。墓主人头下枕缀珍珠的“绣上加绣”的鸡鸣枕。墓主人除了随身64的这些珍稀的闕、锦、绮、绣类豪华衣物外,不见其他物品随殉。墓主人棺具规格很髙,服饰及棺外狮纹毯异域特色明显,葬俗在营盘墓地独一无二,这些都反映出他生前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份、地位。汉晋时期,联系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畅达无阻,葱岭以西诸城邦之国与中原王朝的贸易活跃频繁,营盘城内外想必就是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营盘墓葬中众多不同风格的外来品便是明证。神秘的15号墓葬,充满了异域文化氛围,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在昆仑山北麓洛浦县山普拉古墓群发掘的68座墓葬及2个殉马坑,墓葬形制多样,埋葬形式复杂,出土文物丰富,尤其是一批保存较好的毛、丝、棉皮等质地的各种服饰更是特点鲜明。如“人首马身武士像”毛裤,原为—幅大型壁挂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条裤子,两条裤腿已分离。图案为“马人”,在蓝色地上由四瓣花组成的菱格内织出人首马身的马人”。“马人”双手持一长管乐器做吹奏状,身披兽皮向后飘扬;在红色地上显出手持长矛的武上形象,武上深目、高鼻、厚唇,黑发曲卷垂肩,身着饰花带的红长衣。这种公元前后由西方传到新疆的缂毛织物所采用的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对中国唐宋时代的缂丝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骆驼纹、鹿头纹、龙纹毛布裙等织物的图案风格,或具明显的西方文化因素,或为中原文化之产物,是研究占代于阗文明的重要资料。据文物特征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测,墓葬的年代早到公元前1世纪,晚到公元4世纪末。

  在尼雅河流域,1988-1997年间进行的中日联合对尼雅遗址的考察成果是相当丰富的。通过考察基本摸清了尼雅河流域考占遗存的分布情况,并运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rS)测定了遗址点的位置,对重要的建筑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在尼雅遗址以北的尼雅河尾闾地带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遗物,在尼雅遗址以南首次发现一座呈圆形的古城,并发掘清理了数处居址、一处佛寺遗址和四处墓葬。其中1995年发现并清理的95尼雅1号墓地,因墓葬级别高,出土文物精美、保存完好,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为学术界特别关注,并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1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的9座墓葬。中,矩形箱式木棺3座树木掏成的独木舟式棺5座。箱式木棺…般为两人以上合葬,随葬品种类多、数量大、保存好。出土遗物中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等丝织品,色彩鲜艳,其他如毛织物、漆器、铜镜、皮制弓袋、弓、箭服刀鞘、蜻蜓眼料珠、带扣等随葬品之丰厚,保存之完好,均为新疆考古罕见。其中8号墓出土陶罐上有“王”字,3号墓男女合葬棺内覆盖“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均是墓主人身份之高的重要标志,应为精绝国的地方王侯,而95尼雅1号墓地也很可能就是精绝王室的墓地在克里雅河流域,中法联合考古队于1991-1996年间进行的考古考察也有不少新的发现。考察队在喀拉墩古城遗址区重点发掘清理了两处已被严重破坏的小型佛寺、一座佛塔和两处民居,调査了古城周围暴露的古代居址及灌溉渠道。通过调查,在喀拉墩古城周围共发现各类遗存60多处,这些遗存大致可分为:以喀拉墩古城为代表的中心建筑、民居、宗教建筑——寺庙和反映农业活动的遗迹——灌溉渠道等四类。两座佛寺平面均为“回”字四方形,经拼对复原后的壁画画面的布局、内容与风格,主要与米兰佛教遗存更为接近,似乎表现了中亚、印度和中国佛教艺术间的联系,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可能早到公元3-—4世纪前后,很可能是年代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在喀拉墩古城以北40余公里的克里雅河下游,发现一座汉代以前的古城(圆沙古城)及数处与古城免疆历史供冋一时期的墓葬,在继续向西北的调査中又发现一批早于圆沙古城的陶器、铜器、石器等青铜时代的遗物,是克里雅河流域考古的又一-收获。

  在天山南麓,库车县魏晋砖室墓的发现填补了新疆考古的一大空白(被评为20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墓葬位于库车县友谊路地下街施工区,西距龟兹古城东墙约500米。这批砖室墓规格高,分布密集,可能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已发掘的1座墓葬分为竖穴墓和砖室墓两类。穹隆顶砖室墓的部分墓门上部有照墙,壁面上有砖雕的成排椽头、斗升、承兽、天禄〔鹿)、四神、菱格、穿璧纹等建筑雕饰。部分墓室墓砖上残存红、黄色彩绘;墓葬为多人多次葬有砖砌的棺床,残存一些髹漆贴金木棺的漆皮和贴金残片痕迹。墓内多撒有五铢钱,随葬陶罐、灯盏、铁镜、铁镞、骨博具、铜带钩、金箔饰物、剪轮五铢、龟兹小钱等文物。库车砖室墓葬的形制与我国内地,尤其与酒泉、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敦煌佛爷庙湾墓地及祁家湾墓地、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等砖室墓十分相似,墓葬的年代可推断为晋十六国时期,即3世纪末至4世纪末。在库午发现典型的汉式墓葬,说明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汉文化对龟兹地区的影响是很深的;墓葬的主人可能是深受传统汉晋文化影响的龟兹国贵族,或为居住在龟兹地区的汉地吏民、屯戍军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首次发现和内地关系密切的砖室墓葬,对于闸明汉晋时期中原王朝和西域绿洲诸城邦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喀喇和卓墓地,俗有“地下博物馆”之称,20世纪发掘的近500座墓葬,因出土的各类文物内容极为丰富(如木乃伊、丝织品纸质文书等)而享誉世界。

  2004-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在吐鲁番市的阿斯塔那墓地、巴达木墓地、木纳尔墓地,以及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发掘了晋一唐时期的各类墓葬159座,发现的庄园生活图”壁画,出士的陶器、木器、铁器、铜器、泥俑、金币、银币、墓志等一批文物,是吐鲁番考古的又一新发现。其中发现的大量古代文书(主要是纸质文书,也包括一部分书写于方砖和木板上的墓志),内容多是世俗文书,就语种而言,主要是汉语文书,也有少量胡语文书,是研究西域史的一批重要资料。

  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一批青铜器也很具特色,如伊犁河谷巩留县阿格尔森出土的铜斧、铜镰、铜凿等一组工具的造型和纹饰,与西邻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风格相似。该处出土的青铜锾、青铜盘等大型铜器,不仅造型多样,工艺水平也很高,从器形看,都与邻近地区的同类发现有许多共性,明显表现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特征。在发现的大型青铜器中,新源县巩乃斯河畔所出土的包括青铜武士俑、三足铜釜、青铜方座承兽铜盘、铜对虎圆环、铜铃等一组文物,可称为珍品。其中的青铜武士俑,空心、头戴尖顶大檐帽,表情端庄,双目直视,上身裸露,腰系短裙,两腿一跪-蹲,造型十分生动,是典型的尖顶塞人形象。青铜方座承兽铜盘,底座已毁,方盘完好,盘内两角各蹲兽,似熊。同类铜盘在天山阿拉沟东口、可能属于战国西汉时期的塞克墓葬中亦曾出土过一件。两件铜环,对虎作伏状,面唇相接,身体回曲成圆形。对翼兽圆环形状也似虎,相对而卧,立耳,短髭,双耳直立,有翼,做奔跃状态,形象也很生动。这组文物,被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与塞克文化关系密切的典型铜器。三足铜釜、承兽铜盘在邻近的中亚地区的塞克文化遗中都有发现,承兽铜盘被称为是“祭祀台”,用途似与祆教的祭祀活动有关。而对虎、对翼兽铜环的造型又与伊朗出土的萨伽金银饰品的风格一致,表现了古代新疆地区与伊朗文化交流的信息。

  1997年在伊犁河谷昭苏县波马一座土墩墓中发现的一组金银器等文物,是草原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在发现的文物中,包括镶嵌有红宝石的金面具、金盖罐、包金剑鞘、金戒指各1件,镶嵌红玛瑙的虎形柄金杯、金带饰、错金银瓶、银饰件、玛瑙器、玻璃器残片等,还有缀金珠绣织物残片、云气动物纹锦、“富昌”织文锦、卷草纹锦,以及绫、绮、绢等织物残片。其中的金、银器,制作精美、工艺精湛、规格很高,显示了墓主人的显赫身份和地位,其年代大约在公元6-7世纪前后。墓葬所在的特克斯河流域,曾是西突厥初期的汗庭居地,墓主人很可能是西突厥之贵族和田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必经之地,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占研究所新疆队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在策勒县的达玛沟及以北沙漠腹地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对唐代佛寺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并对佛寺壁画进行了揭取。其中,达玛沟发掘的3座佛寺中,1号佛寺佛像雕塑保存完好,是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小的佛寺(现已建成佛寺遗址博物馆),而丹丹乌里克发掘的1座佛寺,壁画颜色鲜艳,内容十分丰富。这批壁画的绘画技法均与古代于阗尉迟画风-致。据日木佛教大学教授安藤佳香研究,很早就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法隆寺旧金堂壁画的画风是源于西域,达玛沟和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的出土印证了这说法。因此,她认为和田的这一发现是亚洲美术的瑰宝,是研究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2005年,丹丹乌里克出土的5块壁画曾在日本举办的“新丝绸之路展”上展出,在展出的囂盒百多件新疆文物中,精美的丹丹乌里克壁画就是亮点之一,引起了日本观众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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